1965年6月安徽股票配资公司，杭州之江路一带细雨初歇，西湖边的柳条已经抽出新芽。那天傍晚，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工作会议，会场里烟雾缭绕，气氛却有些沉闷。有人在主席耳边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曾希圣同志，现在在家赋闲。”毛主席放下茶杯，略一沉吟，神情立刻变了。
这一句“赋闲”，背后牵出的，却是从淮河水患到安徽试行包产责任制的一整段曲折历程。曾希圣的名字，本就和“治淮”“安徽粮食”“责任田”紧紧连在一起，又和红军长征的生死关头有深刻关联。因此，要理解毛主席在杭州那次严厉的批评，绕不开他此前十多年的功过与起伏。
回到时间更早的一个节点。1950年夏天，一场罕见的大雨，把淮河流域推向了灾难的边缘。也正是在那一年，曾希圣开始真正走入新中国治理版图的中心舞台。
有意思的是，曾希圣后来在安徽的争议性举措，恰恰也是从关心农民能不能吃饱饭这一最朴素的问题出发的。治水、治灾、治饿，三件事连在一起，构成了他一生政治轨迹中最鲜明的部分。
一、从淮河大水到“活菩萨”的期望
1950年6月，淮河流域暴雨如注，安徽多地河水暴涨。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的曾希圣，带队下到一线勘查，在泥水里一脚深一脚浅地走了好几天，回来后写成详尽报告，送到了北京。
报告里写得很直白：淮河水位狂涨，水高已过一丈，不少老百姓只能爬到树上、屋顶上呼救，河岸边到处是哭喊声和求救声，已有近五百名群众遇难。这可不是夸张描写，而是当时实打实的灾情。
毛主席看完报告，心情非常沉重。据在场的同志回忆，他当场叹息道：“如果不能解救老百姓，那我们还叫什么共产党！”这句话，说得一点不客气，却把核心问题挑明了——新中国刚刚成立，老百姓的命到底值不值钱，就看这一次怎么做。
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，关于淮河灾情的报告不断送上中南海。毛主席接连数次批示，要求周恩来总理抓紧组织调查，尽快成立专门机构，集中力量治理淮河水患。这不是一般性的行政指示，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决策。
治淮委员会成立后，曾希圣被任命为副主任。任务摆在他面前：在经济基础薄弱、技术力量有限的条件下，把这条反复肆虐的河流“按住”，谈何容易。周总理有一次问他：“工程这么大，会不会压垮你的肩膀？”曾希圣当时回答得很硬：“共产党人的肩膀是铁打的，压不垮。”
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口号味，但从后来的事实来看，他确实是把话兑现了。治淮工程动员了上千万群众参与，筑堤、疏浚、修闸，一项一项干起来。曾希圣几乎是昼夜不歇地跑工地，白天在堤坝上和技术人员、工程队长反复琢磨方案，晚上召集当地干部听意见、开动员会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并不只是“冲在前面”那么简单，还非常注意听群众的具体看法。有村民提议调整施工顺序、先加固某段薄弱堤岸，他当场拍板；有老农提出过去水流如何分叉、哪条沟渠容易决口，他都一一记下。治水这种事，纸上谈兵没用，必须听懂“老水工”的话。
经过几年的持续治理，到1954年11月，佛子岭水库建成。这座水库后来成为新中国大型水利工程中的代表之一，对淮河上游的防洪能力提升明显。毛主席对治淮工作的评价相当高，认为这是“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事业，而曾希圣在其中的表现，也逐渐进入中央领导层的视野。
1952年前后，中央讨论安徽建省后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人选。面对“谁来当安徽省委书记”的问题，有人担心安徽基础太差，农业落后、灾害频仍，怕压不住这个担子。毛主席却有自己的判断，他提到：“安徽的人民群众想要一个‘活菩萨’，曾希圣以前向我表过态，要在安徽干点成绩，我看这就是一个要补锅，一个找锅补。”
“要补锅”和“找锅补”这两个比喻很形象。一边是一个千疮百孔、急需治理的地方，一边是一个已经表明决心、也有治水经验的干部。两者对上号，就有了后来的故事。
曾希圣到安徽主政后，面对的现实并不好看。旧社会留下的基础薄弱，连年灾害后粮食紧缺，农民生活极为艰难。对于这样一个省份，要谈工业布局、要搞长远规划固然重要，但眼前最迫切的，是让地里的粮食多长一点，让家家户户不再为一口饭发愁。
在这一点上，他的思路比较清晰：一手抓生产力发展，一手研究自然灾害规律，尽量减少“靠天吃饭”的被动。他提出“改种避灾”的做法，根据不同地域的地质、水情，调整种植结构，有的地方多种耐涝作物，有的地方合理安排早中晚稻轮作。说白了，就是尽量让庄稼少被洪水和旱灾“打个正着”。
这种调整看起来并不惊天动地，却立竿见影。短短一年，安徽粮食产量就明显提高，达到并超过国家原定指标，增幅很可观。统计数字显示，全省粮产量比计划高出约二成多。对于一个长期被视为“贫困省份”的地方，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。
在此基础上，曾希圣又开始着手引进资金和设备，筹建工业企业，以冶金、机械、化工等为重点，慢慢搭起安徽的工业框架。那时的投资条件远没有后来宽裕，但他依然在省内布局了一批骨干工厂，为之后几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。
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，曾评价他“抓农业有办法”，甚至称他是“农业上的内行”，号召各地同志向安徽学习，重视生产力。不得不说，在这一阶段，曾希圣的政绩和口碑，都处于高峰。
二、脾气、错误与“要戴罪立功”的觉醒
不过，人的性格有时也是一种隐患。曾希圣的脾气出了名的急、直，说话不太绕弯子，遇到紧急任务时，对下属动辄训斥，甚至有些“火爆”。这种风格，一方面让不少工作推进得很快，另一方面也让许多干部心里不服气，背后议论不少。
在党内开展整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，许多同志集中对他的工作作风提意见，有的说他简单粗暴，有的说他对干部教育不够耐心。意见汇总到他手里，他心里不是滋味，觉得有些说得太过，甚至认为不少内容并不符合实际，于是带着委屈跑去找毛主席谈话。
当时他的话说得很直：“这些意见有很多是不实的，否则，我干脆不干了，离开岗位算了。”毛主席抽着烟听完，先是笑而不语，随后问了一句：“你说你不自由，那到底谁自由？”又接着说：“我才是不自由啊，处处都得注意。”这番话，不是简单的安抚，而是点出了一个关键：身居其位，就得受约束。
毛主席随后又劝他，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”，不要一听批评就想撂挑子。这个态度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明显的“治病救人”，既不一味护短，也不简单处罚，而是希望他在批评中调整心态、改进作风。从后来情况看，这次谈话确实让曾希圣的心结缓解不少。
然而，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后，形势逐渐发生变化。在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作上，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，层层加码、浮夸风等问题开始冒头。在这样的氛围中，曾希圣也提出并推行了一些过于激进的政策，导致安徽局部地区出现强制命令、“左”倾做法蔓延的情况。
这些问题的严重性，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。农民负担加重，生产安排脱离实际，基层干部为完成任务想尽办法，虚报、硬撑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可以说，那段时间里，曾希圣在政策上的失误，对安徽的经济和农村生产秩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
随着情况越来越不妙，他本人也开始反思。等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困难局面全面暴露，他已经很清楚地意识到此前的“冒进”伤害了农民。他在下乡视察时，有一次在村里和干部聊天，眼圈都红了，说出一句颇为沉重的话：“我对人民犯了罪，要戴罪立功才行。”
这句话不是简单的“姿态”，而是带着强烈自责意味的自我定位。也正是在这种心理状态下，他开始认真总结教训，着手寻找减轻农民负担、恢复生产积极性的办法。
1961年2月，他主持召开一次党委会议。按照惯例，会后留部分同志一起吃午饭。桌上很简单，一盘白菜，一盘萝卜，还有一点点主食。与会的一位同志见他闷闷不乐，就半开玩笑地问：“今天怎么一点胃口都没有？”曾希圣看着桌上的菜，过了一会才说：“我们吃成这样，老百姓会比我们好吗？他们过得有多难，可想而知。”
也就是在这种心境下，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风险的探索——在安徽试行包产责任制。用通俗的话讲，就是把一定的生产任务和土地指标分到户，由农户承担完成，多产的部分归自己所有。这个做法，目的很直接：让农民干活有直接收益，调动积极性。
在作出决定前，他和省内一批干部进行了反复讨论，权衡利弊。有人担心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“倒退”，也有人觉得不这么干，地里粮食上不去，问题更大。经过反复斟酌，曾希圣认为，在当时的极端困难情况下，为了让农民吃饱饭，这条路值得一试。
在党内取得一定共识后，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。那时候，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，全国不少地方粮食供应紧张，毛主席本人也一直挂念着“农民吃不饱”的问题。因此，听到安徽提出通过责任田方式提高产量，他的态度是：可以试验，但要谨慎，先看效果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党内不少领导干部，在理论上并不反对类似责任制的探索，因为从调动积极性角度看，确实有道理。然而毛主席长期以来更偏向于通过集体生产、记工分制度来推动社会主义农村建设，对于责任田这种做法，他总体上保持谨慎的态度，并没有明确大力提倡，只是同意在一定范围内试行。
这也就留下了一个很微妙的空间：可以尝试，但尺度如何拿捏，如何汇报、如何推广，全都考验着曾希圣的判断。
三、责任田的丰收与七千人大会的“急刹车”
责任田一推开，效果立刻显现。农民心里很清楚：“多干一点，多收一点，多出来的归自己。”这种直接的利益激励，让大家对生产的热情迅速回升。田间地头的干劲，与之前那种被动应付的状态完全不同。
不久，曾希圣再次向毛主席做了详细汇报。他谈到，实行责任田后，粮食产量有望大幅增长，农民的积极性明显提高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，毛主席的兴致并不算高，话不多，也没做太多评价。这种反差，多少有点耐人寻味：实践效果好，但在整体政策考量上，却未必简单“水到渠成”。
彼时全国整体粮食产量仍处在低位，财政压力巨大，缺口沉重。而安徽的局部形势却在好转。到1961年底的数据表明，安徽粮食获得了难得的大丰收，产量超过国家任务，许多外出逃荒、外流谋生的农民开始返回家乡，重新下地务农。这种变化，在当地群众眼里非常直观——粮囤里有了粮，人心慢慢稳了下来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包产到户政策的争论暂时缓和。一些原本持怀疑态度的人，也不得不承认责任制在某些地方确实起了积极作用。曾希圣则在安徽更大范围内推开，最终让全省约九成地区不同程度地实行了类似责任田的做法。
从实际结果看，这一轮推广确实帮助安徽缓过一口气。不过，政治上的账，却远远比经济账复杂。随着全国形势继续调整，中央准备召开一次规模空前的会议——七千人大会，对此前一段时期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。
会前，曾希圣心里并非没有压力。他明白，自己在“左”的错误方面有责任，但同时也对安徽通过责任田缓解困难有所安慰。只是，他很难预料，这次大会上，对他的批评会来得如此猛烈。
七千人大会举行时，全国各级干部云集北京。会议上，对过去几年中的问题作了深刻检讨，着重批评急于求成、浮夸风、瞎指挥等错误倾向。曾希圣在会上，成为被点名批评最为集中的省委负责人之一。有人指责他在安徽工作中“严重违反政策”，甚至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。
在这样尖锐的批评声中，毛主席的态度非常关键。他并没有简单地站在批评一方，而是提出要全面看人、看事。他指出，曾希圣过去在治淮、发展生产、恢复经济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，是长期跟随革命队伍的老同志，不能因为一段时期的错误就否定其全部历史。
正是在毛主席的坚持下，“开除党籍”的极端提议没有通过。但是，曾希圣仍然被撤销了所有职务，不再主持安徽工作。对于一个正值壮年的省级主要领导来说，这完全可以算是一记沉重的打击。可有意思的是，他对这种“失业”的结果，并没有公开激烈抱怨，而是表现出一种近乎平静的态度，只在少数场合谈到自己“有责任，要继续反思”。
从政治生涯的轨迹看，这一段可以说是他从高峰跌入低谷的关键时期。而距离杭州那场“不要忘了本”的批评，则只隔了几年时间。
1965年，毛主席在苏州视察时曾叫曾希圣前来陪同，两人谈到责任田政策时，还发生过一段颇具意味的对话。毛主席问：“责任田能不能改回来？”曾希圣答得很直：“农民刚吃到点‘甜头’，如果马上改回记工分，安徽怕是又要回到三年自然灾害时那种情况。”毛主席听后，并没有明确表态，只是沉默了一会。
在曾希圣看来，这种不表态是一种默认——可以继续搞下去。所以，他准备在已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、扩大责任田的实践。谁料，七千人大会的风向，却让这条路被迫“急刹车”。
不能忽视的是，七千人大会之后，全国政策的调整方向是要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但对于农村组织形式和责任制的探索，仍然保持了一定的谨慎态度。曾希圣的实践，在这个节点上显得有些“超前”，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议焦点。
他的撤职，既是个人命运的转折，也是那个年代政治选择、思想分歧在一个具体干部身上的集中折射。正因如此，到了1965年杭州会议上，当毛主席得知他“赋闲在家”时，才会有后面那番分量极重的批评。
四、杭州会议上的那句“不要忘了本”
1965年6月，毛主席在杭州召集工作会议，参加会议的多是曾在革命战争中经历过长征、解放战争的老干部。会上的议题虽然多与现实工作有关，但在一些细节上，不时涉及过去那段艰苦岁月。
有一次，毛主席在会场上看到曾希圣，便把他叫到身边，简单聊了几句。旁边的同志顺势汇报，说他现在已经没有具体职务，在家“休息”。这一说法听上去挺委婉，却难掩事实上的“失业”。毛主席听后，沉默了一小会儿，随后在大会上点名谈起这件事。
“长征走过来的同志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如果没有曾希圣，我们是无法完成长征的。”毛主席环视会场，用的是一种既平静又有力度的语气。“为什么不给他安排工作？你们做人不要忘了本！”这两句，既是提醒，也是批评，对象不仅是少数人，而是整个干部群体。
这里提到的“长征”，并非泛泛而谈。曾希圣在红军时期，曾参与组织和协调过一些关键路段的行动，在艰难环境中对队伍的转移和补给起过作用。毛主席说“没有他，我们无法完成长征”，固然有一定夸张成分，但所指并不是随口赞誉，而是强调他在那段历史中的真实贡献。
“不要忘了本”，这几个字的分量很重。所谓“本”，一方面是长征、革命战争中一起走过来的战友情谊和生死考验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对干部历史功绩的基本评价。一个有过贡献、又犯过错误的老同志，该如何对待？这是毛主席在那个时间点上，要在全党面前强调的问题。
这次杭州会议之后，在毛主席的明确批示下，组织上为曾希圣作了新的安排，让他出任西南局书记。这一任命，意味着他重新回到重要领导岗位，参与西南地区的工作。这不仅仅是“安排一个职位”，更是一种态度：既不掩盖他的错误，也不抹杀他的成绩。
进入六七十年代，随着形势起伏变化，毛主席对一些老同志采取了更加保护性的做法。对曾希圣而言，被接到北京工作，也是这种“保护”的具体体现之一。在政治风浪不断的时代，这种安排，不难看出其中的用意。
从治淮到主政安徽，再到责任田的探索和七千人大会的风波，曾希圣的人生轨迹起伏很大。毛主席在杭州的那句话，看似简单，实则把一个深层的问题摆了出来：如何看待那些既有功劳、又有过错的老一代干部。
回过头看，安徽的包产责任制试验，在当时确实冲撞了不少既有观念，却客观上缓解了当地的粮食困局。曾希圣在政策上的选择，有主观局限，也有时代的烙印。无论如何，他在困难时期说出“我对人民犯了罪，要戴罪立功”的自责，以及在遭遇挫折后仍能比较平静地接受安排，这些细节都能反映出那个年代干部复杂而真实的一面。
不难发现，毛主席对他既有严厉批评，也有关键时刻的力保和重新启用。这种“爱护中有要求，要求中有信任”的态度，与其说是个人之间的情感，不如说是对革命队伍历史的一种坚持：不能因为一时的失误，就抹掉长期的牺牲和奉献；更不能在形势变化、新人涌现时，把“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人”轻易放到一边。
杭州会议上那声“不要忘了本”，正是从这层意义上发出的提醒。对于亲历过长征、治淮、建省、抗灾的一代人来说，这句话并不抽象，而是有具体人名、有具体事件作背景的，由此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留下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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